产业链-资料图.jpg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只不过是一些政客们的主观臆想。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的最优化配置,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疫情发生以后虽然会打破这种稳定性,但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会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疫情所带来的产业链调整也必然是要符合市场规律的,而不会以少数政客的意愿而转移。


    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并且存在难以逾越的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5个方面:


    第1,产业链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美国说要给撤资搬迁的工厂帮助,其实也就是补贴搬迁费,这难以给予这类企业相应的投资全额补贴。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搬迁这些企业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业是不会跟进的。


    第2,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的迁移,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特朗普三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明确地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疫情前三年,他都没搬动,疫情后,现在状态下再要搬迁是更加困难。


    第3,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中国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我们低,但工人的基本素质比我们差。中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在成本上还有比较优势。中国包括农村在内的所有年轻人,高中毕业、中专毕业的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90%,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素质也是相对较好的。


    第4,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政府机构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只占13.5%。那么它的工业制造品大量依靠进口,它的产业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甚至从金融角度讲,正是因为大量工业品进口,才能够通过进口支付把美元撒向全球,获取全球的造币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如果自己去搞大量的制造业,美元作为全球霸权的货币地位将会受到影响。


    第5,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难以配套。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还是优越的,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人群的,而在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我们所谓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上,由于美国这些年工业制造业的衰退,已经变得很不完全、很不完备。短时期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或者企业天量的投资,这也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比如通信,美国的通信设施,不管是4G还是3G的基站,包括现在要搞的5G基站,在大城市可以,但到了郊区——所谓“搞工业”的地方——其通信能力就差得太远,这是因为美国电信公司是私人的,对于通信密度不够高的、投入产出低的地方,他们不愿意去投资。所以整个美国4G基站只有40多万个,而中国有460万个,我们双方的国土面积是差不多的,它的基础设施是比较薄弱的。


    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既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又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也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基础。


    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剩余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撤离中国,对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等于丢弃了他们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中国的决定性因素。


文章发布:2020-06-11

本文链接: http://dadumuseum.org/?id=112